蒋奇谷: 《图像的领域》译后记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去翻译一本西方艺术史理论书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因为虽然我非常喜欢艺术史和理论但我毕竟是一个画家。这完全是一个巧合。我和詹姆斯-埃尔金斯教授相识交往近三十年,我在芝加哥艺术学院读硕士时上过他的艺术通史课,后来又成为同事。埃尔金斯教授著作等身,在中国已经有四本译著出版。前年(2014年)我应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之邀提供艾尔金斯未出版著作的书单,但最后《图像的领域》并没有被列入翻译出版的选题计划,而我个人认为它是埃尔金斯众多著作中极其重要的一本书,所以产生了翻译的念头。之后由沈语冰教授介绍联系,逐被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列入出版选题计划,但没想到版权购买过程复杂而又漫长,直到去年春天才开始动工翻译。我画水墨画,所以心仪传统。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家都必是诗文图画兼并,而且往往文章先行。而现在的画家的任务好像就是画画。

今天绘画和理论不仅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而且相互对立,就连艺术批评、艺术史和艺术理论都有明确的分工。所以我想,在当下分工日益加剧的现代社会里,翻译一本西方艺术理论著作,一则是个学习的机会,又可以以此方式体验一下古代文人的传统,会蛮有意思的。

对于当代艺术史写作和艺术理论来说《图像的领域》是一本非常精彩而又独特的书。全书开头第一句:“大部分图像不是艺术。”简直就是一句废话,但要让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圈内人士理解这句话却非易事。埃尔金斯说的图像是指人类创造的图像(他还尝试将图像研究的注意力引到更广大的自然图像中去),其中艺术图像仅仅是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西方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却是一个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系统;从文艺复兴艺术家传记到18世纪“完整的艺术史”;从19世纪末的形式主义艺术史写作到20世纪20年代以降在众多西方现代哲学和理论如心理分析、马克思主义、图像学、符号学等理论影响下的形形色色的艺术史写作。

在艾尔金斯写此书之前,在后现代主义运动中又崛起了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殖民主义和视觉文化等一波又一波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写作浪潮,无不试图以不同的角度诠释艺术。虽然图像的范围由于艺术范围的扩大而扩大,但整个理论界还是在艺术和与艺术有关的图像中不能自拔。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不断地加强一个历史悠久的人们对图像的偏见:即所有非艺术的图像,除了其实用功能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对于这个现象埃尔金斯的《图像的领域》一书不啻是一记大声的棒喝。

西方在具体图像研究实践的层面上到20世纪70年代初有了很大的进展。在约翰-布格(JohnBerger)和劳拉-默尔维(Luara Mulvey)等人的倡导下,图像研究的重点和范围有了新的突破。布格在《观赏方式》(Way of Seeing,1972年出版)一书中对艺术作品中女性形象作新维度的研究,并把图像研究的范围开拓到出版物如广告等领域。默尔维则在她的《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1975年出版)中以女性主义角度作电影评论,并将电影纳入图像研究的范围。这些发展最后促成了新的图像研究领域–视觉研究(Visual Study)的形成和诞生。视觉研究听上去好像是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的一个部分,而实际上两者有关联但具体情况要复杂得多。文化研究是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学理论等以文化现象作为对象的研究,其中自然会牵涉到一些图像,而视觉研究的对象是与文化有关的所有图像,它们的总称是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传统的学科领域如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史等从七十年代开始关注视觉文化,这意味着图像研究超出了原有的艺术范围,一些原来与视觉文化关系不太紧密的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分析理论等学科也纷纷关注视觉文化,新兴的学科如电影研究、传播学(Communication Science)、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电脑游戏研究,甚至酷儿理论(Queer Theory) 等学科更是将视觉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图像研究的范围确实在不断地扩大,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大部分被作为研究对象的图像仍然是艺术的或与文化有关的图像。

与文化有关的图像并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图像,这已经是图像研究的一个很大飞跃,非文化和艺术的图像如科技图像等偶尔也被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提及,但大都是散落在学科边缘的零星论段。埃尔金斯的《图像的领域》却要让我们把图像研究的主要注意力系统地放到更广阔的艺术图像以外的图像范围中去,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颠覆了视觉研究的定义,尽管它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埃尔金斯并非认为艺术图像的研究不重要,而是因为现有的艺术图像研究在方法论上虽然名目繁多但范围却还是局限艺术之内。更为关键的是,埃尔金斯提醒大家艺术图像只是人类所创造的所有图像中的一个很小部分,作为研究图像的学科从传统的艺术史到新兴视觉研究统统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或文化)图像之上而忽视了大部分的图像,这不得不说是学科尤其是视觉研究的一个缺陷。埃尔金斯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他面临巨大的挑战。

首先《图像的领域》中涉及的许多图像属于不同的学科如晶体学、医学、章纹学、数学、考古学、天文学以及宗教等等,等等,这些各个学科中的图像都有其历史惯例上的固有含义和作用,要让人们放弃长期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猛然地换一种全然不同方式去看这些图像,并重新思考它们的意义真是谈何容易。在《图像的领域》的前几个章节里埃尔金斯通过对这些所谓非艺术图像(以晶体图为例)的分析和论述,从而证明它们并非是“没有表现力”的和不具备“美术史意义”的。埃尔金斯独特的图像视角使我们耳目一新,人们司空见惯的“非艺术”图像从此不再枯燥和没有生命力。再则,《图像的领域》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必须在哲学意义上对图像进行定义,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从康德到维特根斯坦再到古德曼等西方哲学家们对图像概念的论述。在《图像的领域》里埃尔金斯花费很大篇幅来对哲学巨人和前辈的论述进行梳理;他不仅分析和诠释各个理论,理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他没有陷入哲学理论迷人的泥沼,相反,睿智地提问和质疑并提供了他自己的充满活力的回应与方案,尽管这些思考由于没有政治倾向也不涉及社会担当而有异于当下艺术理论及美术史写作的潮流,《图像的领域》也因此没有受到艺术史界和艺术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埃尔金斯最早的兴趣是绘画,并获得绘画硕士学位。他很早就对艺术图像以外的各类图像发生浓厚的兴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他转向艺术史博士学习的时候就开始收集许多“古怪”的图像。我第一次去他家就发现他的书房更像一个科学家如地质学家的工作室,里面充满了各种地质标本与化石以及植物标本和动物骨骼等,还有两架高倍显微镜。书架上的书也寥寥无几完全不是通常艺术史学家的那种书房。埃尔金斯在做博士论文研究时意识到图像的领域之大和现代图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于是他开始构思《图像的领域》一书。那是一部巨大的著作,原书的计划是现在出版的《图像的领域》一书的五倍,以致所有的出版社都告诉埃尔金斯如果不精简的话就无法出版。九十年代初,埃尔金斯开始将一些探讨书中内容的论文陆续在一些艺术理论杂志上发表,如思考图像的哲学构架的论文《图像到底怎么了?误读纳尔逊-古德曼》(What Really Happens in Pictures? Misreading with Nelson Goodman),1993年发表在《文字与图像》杂志(Word & Image);《图像和命题之间: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里的折磨绘画》(Between Picture and Proposition: Torturing Paintings in Wittgenstein’s Tractatus),1996年发表在《可见语言》杂志(VisibleLanguage);以及作为全书的理论构架的论文《不属于艺术的艺术史和图像》(Art History and Images That Are Not Art),1995年发表在《艺术公报》杂志(ArtBulletin)。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敬佩的不是埃尔金斯的写作能力,而是他的隐藏在《图像的领域》一书后面的那种勇敢的探索和开拓图像新领域的精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艺术史学者、博士生、研究生习以为常地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艺术和艺术有关的图像上,埃尔金斯却开始了对不合艺术史常理的和非艺术图像进军,就像在荒无人烟的茫茫沙漠里寻找还未被人类所知的动物一样。正因为这种精神,《图像的领域》给它的读者提供了无数的我们不熟悉图像的启发性思维和崭新的理解。

今天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这也意味艺术图像与非艺术图像之间的边界也越来越模糊,但如果将图像作为一个总体,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泾渭分明。正如埃尔金斯生动和形象化的比喻,犹如狮子老虎和种类繁多的细菌之间的天壤之别一样。因此,可以说《图像的领域》是一本雄心勃勃的书,它试图为视觉研究去开拓全方位的图像领域从而赋予视觉研究一个全新的意义。

《图像的领域》所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参考文献书籍的数量巨大,许多文献书籍的原文是英语以外的语言,如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文,希伯来语等等,加上还有一些西方的古籍著作书名是古语,书名往往是一整段文字而不是简短的书名,这对于才疏学浅的译者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幸运的是当下网络时代的威力无比的如谷歌等收索引擎和各种语言和学科专业的网络词典可以利用,使得我的翻译工作还算有效地完成。通过这次翻译,使我体会到西方艺术理论书籍翻译工作的艰辛,也因此使我对在中国从事翻译的学者们增添了一份敬意 – 尤其是在国内搜寻相关资料困难的现实下,对在一个与西方艺术语境差距巨大的环境里生活的学者来说,要翻译好一本西方艺术理论的著作确实不是一件容易之事。还有英语的问题,艺术理论书籍的英语往往是难懂的,因为它们的词汇,语言的表述方式和思维逻辑与汉语的完全不同。翻译时如果只注重语言上忠于原著往往会使译文显得生硬从而造成意义理解上的困难。我的体会是,意义准确是首要的,在语言上是否忠于原著应该放在第二位。翻译中意义与语言的关系有点像水墨画里的 “神似” 与 “形似”,我倾向于神似。我还想借此提一个建议,现在大部分国内的译著已经把作者名字的原文注出,但往往只是在书里最先出现的那一次,以后不再注出。

还有一些名词如书名,地名,作品名称,物体名称和一些专业词汇等等,有些书注出有些不注出,我觉得最好尽量多注出原文,而且不要怕重复。因为有些名字,名称和专业词汇往往在书中出现好多次,有的在开头有的在中间或结尾。如果用词汇表就可解决问题,但用多注出也能方便读者随时查询,而不是在阅读到书的中间或后面看到名词时只好去书的前面寻找。仅此建议。我真诚地希望各学科的学者专家们就我的拙译提出批评和指正。

蒋奇谷2016年7月于芝加哥